当电费牵动百货价格 国家能源赚大钱人民该怎么看？

5 月 27日, 2026 上午 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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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者：陈锦标

国家能源（TENAGA，5347，主板公用股）周一（5月25日）公布2026年3月31日首季业绩时，市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：这是一份稳妥的成绩单。集团净利达到10亿8690万令吉，按年增长4.4%，营业盈利则增至24亿5210万令吉，半岛用电需求增长7%，商业领域成为主要驱动力。更关键的是，燃料价格走低，让自动燃料调整机制（AFA）及成本转嫁机制（Imbalanced Cost Pass-Through，简称ICPT）出现更高“超额回收”（over recovery）状态，直接改善获利能力。

什么是“超额回收”，它指的是国家能源向用户收取的电费中，用于抵消燃料成本的金额，超过了国家能源实际支付的燃料（如煤炭、天然气）成本，等于赚到了。

然而，当一家政府关联机构（GLC）在人民不断面对食品、租金、保险费、医疗费与日用品涨价的年代，一个季度便猛赚超过10亿令吉盈利时，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必然浮现：国家能源赚钱，到底是天经地义，还是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？

这不是简单的“仇富”情绪，也不是市场主义与福利主义的简单对立，而是因为国家能源卖的，不是普通商品，而是电力——一种直接决定通货膨胀的公共资源。

问题的核心，在于电费从来不是单纯的家庭账单，而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关键成本。

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，电费涨跌最直接体现在每个月账单。然而，真正决定通胀压力的，并不是家庭电费，而是商业与工业电费。因为从工厂生产、冷链物流、商场冷气、餐馆厨房，到超市冷藏系统，几乎所有商品与服务价格背后，都有着一张电费账单。

换句话说，电费是做生意的重要成本。一家面包店涨价，不只是因为面粉贵，而是因为烤炉、电费与冷藏费用上升；一家制造厂提高售价，不只是原材料涨，而是整个生产链能源成本提高；连菜市场里的一块鸡肉，从养殖场、电动通风系统、运输冷链到超市保鲜，电力都参与其中。

因此，当电费上调，它带来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价格变化，而是层层转嫁，最终形成更广泛的输入型通胀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电价高度敏感。

在不少经济体里，电费被视为“准公共品”（quasi-public good）。它虽然由企业经营，但承担稳定物价、支撑经济竞争力与缓解民生成本的政策角色。尤其当经营者是国家拥有和控制，社会期待自然更高。

国家能源正处于这样的矛盾中心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国家能源赚大钱并没有错。事实上，它甚至必须赚钱。

首先，电力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。国家能源截至2026年3月底的资产规模超过1700亿令吉，同时背负逾605亿令吉借贷。单是季度利息成本就接近10亿令吉，而未来5年资本开销承诺更超过1070亿令吉，涉及电网升级、能源转型与再生能源投资。

换言之，如果国家能源长期被迫压低盈利，它最终可能无法投资输电系统升级，也难以支撑转型蓝图（NETR）。更现实的是，国家能源并不是一家纯政府部门，而是上市公司。

其股东不仅包括政府机构，也包括公积金局（EPF）、国民投资机构以及数以万计的小股东。国家能源盈利越高，派息能力越强，而这些收益最终也流向退休基金与全民储蓄。单是2025财年终期股息便高达16亿3220万令吉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“GLC为什么不能赚钱？”似乎是一个合理问题。但问题并不在于赚钱，而在于赚多少，以及怎么赚。因为国家能源与普通上市公司最大的不同，是其盈利并非完全来自市场竞争，而是建立在半垄断地位与受监管机制之上。

消费者没有第2家全国性电力公司可选择。商家无法说：“国家能源太贵，我换别家。”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获利能力某程度上并非单靠公司的效率，而是受电价机制、监管政策与成本转嫁制度所保护。

因此，当燃料价格下降、发电成本减轻时，社会自然会问：节省下来的成本，是否应该回馈更多给用户？

值得注意的是，国家能源本季盈利改善，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燃料价格下降，导致AFA及ICPT录得更高超额回收，即实际燃料成本低于原先估计水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成本没有想象中高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如果电费仍持续维持高水平，人民自然会质疑：为什么成本降了，生活却没有变轻松？

尤其当前通胀结构已从疫情后供应短缺问题，逐渐转向生活成本通胀（cost-of-living inflation）。人民未必觉得官方通胀率很高，但会明显感觉钱包越来越薄。

一旦电费上升，这种心理冲击往往远超数字本身。因为电费不仅是实际支出，更是一种通胀预期讯号。当商家预期电费上涨，他们往往提前调价；当消费者预期成本上升，也会减少消费，进一步影响经济情绪。

这意味着，国家能源事实上承担着一种隐性的宏观经济稳定功能。问题因此变成：一家GLC，是否应该充当“抗通胀缓冲器”？

答案恐怕不是非黑即白。

如果要求国家能源长期牺牲盈利、低于成本供电，最终只会换来电网老化、投资不足，甚至未来更剧烈涨价。过去不少国家的能源危机已经说明，政治式压价往往只是把问题往后推。

但另一方面，如果国家能源只强调股东回酬，而忽视其应尽义务和责任，也会失去其正当性。更平衡的做法，或许是有赚钱但不过度逐利。

当燃料成本下降时，应更透明与及时地通过ICPT或补贴机制回馈消费者；在盈利丰厚时期，适度承担稳定电价责任；而政府也必须明确界定，国家能源究竟是一家无止境追逐盈利的上市公司，还是肩负公共政策目标和责任的国家基础设施运营商？

因为两者的意义并不一样。若它是纯商业公司，就应允许充分逐利与让电价自由浮动；若它须承担社会责任，那么盈利目标便不应凌驾于民生成本之上。

而现实是，国家能源既是上市公司，也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，更是GLC。这种双重身份，注定它不可能只以季度净利作为唯一成绩单。毕竟，对一家卖奢侈品的公司而言，赚钱便是成功；但对一家供应全国电力的公司而言，成功还包括另一项更难量化的指标——人民是否因为它，而活得没那么辛苦。

在百货涨价年代，这或许才是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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